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萧关道是汉唐时期一条通往西域的道路。当时从首都长安出发去往凉州（今武威），主要有两条道路，南北各一条。南线是陇关道，从关中西越陇山以达甘肃陇东。北线是萧关道，从平凉北出萧关，经过固原，绕越六盘山余脉，在黄河东岸今靖远县渡河至武威，就可以去往西域。 2002年，摄影师、自由撰稿人胡成曾重走陕北，写下《榆林道》。2020年，他重走陇关道后，写成《陇关道》一书出版。4年后，他又把自己多年来走访萧关道上的所见所闻所读，写成新书《萧关道》，再次展现了这条曾经淡出历史几百年的古道。
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新认为，胡成的写作带有独特的西北风格，三本书可以称为“关陇三部曲”。在此之前，胡成还写过《我甚至希望旅途永无止境：蒙古国纪行》《我已与一万亿株白桦相逢：西伯利亚铁路纪行》，这两本关于异域行记的书销量都不错。 胡成说，《萧关道》的书写相对是更加陌生的。因为到了北宋，随着西夏王朝崛起，曾经熙来攘往的萧关道就此中断，成为双方势力彼此争夺的战场。直到清朝初年重新将西北地区纳入统治版图后，从北京去往乌鲁木齐，包括更远的伊犁的交通才又连接起来，这时从西安到兰州的道路已经改为关陇大道。 他对萧关道上的人们的关注始于2008年，希望通过在这条道路上行走和生活的古人与今人的命运对照，让更多人看到历史悠久而沉重的古道上，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之下，命运的参差。 在古道，偶遇当地居民 第一财经：你为什么要写这本书？与你的《榆林道》和《陇关道》相比，很多人可能都没听过萧关道。 胡成：我其实不是西北人，是安徽人。十多年前，我以摄影师的身份去西北拍唐陵石刻。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，很多和我一样的外地人来到西北，更关心西北过去辉煌的历史，包括西北本地人也是这样。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，西北的博物馆哪怕只有几个展馆，90%都是在说北宋以前的历史。对于当下西北人在这块土地上的生活状况，我们这些外地人可以说是一无所知。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也是如此，清代时从萧关道上走过的文人，虽然留下了些记载，但都是精英写作，只在言片语里面写到一个和尚，但他们从不问和尚叫什么名字。
西北这块土地上人的生活，要远比很多地方艰苦。首先他们的自然环境就很恶劣，像我老家庄稼一年两熟，但西北不光一年只有一熟，很多地方到现在连基础的灌溉设施都没有，农业收成完全靠天，年成好多收一点，年成不好可能就一无所有。我在书里《白水驿》那一章写的老程，去年倒春寒，最后他一亩小麦才收了四五十斤。 我去陕西拍摄遇到了很多人，慢慢和他们产生了情感上的联系，就想把他们记录下来。现在真正写西北民生的书比较少，也比较小众，而且这几年随着经济下行，很多人越来越关注自身的生存状态，不想更多关心外界。 之前我卖得比较好的书是国外行记，《萧关道》销量可能不一定好，但我还是想去做这样一件事。我不能让书里写到的田姨、潘姨、张老汉这样的普通人的生活得到改善，起码也是给他们立个传，虽然他们无足于宏大叙事，但是就像书的封底上选的那句话一样，“他们却有轻重于细致入微的时代”。 第一财经：书里出现大量当地生活的人，这些人你是怎样选择的？我注意到你写的大部分人都是底层老百姓，他们中很多人的命运都很令人感慨。 胡成：《萧关道》里的人物大部分是老人，这不是我的刻意筛选，而是西北现状就是这样。比如《榆林道》里写的靖边，县城迁移过两三次，老县城的镇子里最年轻的人大概就是55岁，村里年轻人全出去打工了，因为在城市里一个月打工的收入，就和一年种地收入差不多，所以西北农村空心化的问题会比别的地方严重，留下的年轻人基本就是公务员，但他们不像老人那么热爱本地，待在那里只是他们的一份工作而已。 书里的那些人苦不苦呢？我可以坦率告诉你，因为种种原因，真正命运悲惨的人我其实没写。举个例子，潘姨家前面一排房子里有个老太太自杀了。她是安徽萧县人，逃荒逃到西北，每个月有200多块钱养老金，但钱被儿子拿走了——没办法，人越穷越计较。老太太没钱，每天都去向儿子讨生活，可能觉得未来无望，就自杀了。 我为什么没有写她呢？因为我想去找些当地比较有共性的人来写。比如在《榆关道》里，我写靖边一个村里的富豪，他在靖边开矿，很有钱。在《萧关道》里，我写的人让你看起来觉得很苦，但不幸的是，他们正是这块土地上的大多数，那些地方就是这样。 我觉得我算是一个非常有良心的作者，就是从来不观念先行。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，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人，完全是随机状态。书里出现的第一个人，是我在礼泉县遇到的一个老汉，当时我要问路，他恰好在路边。最后提到的麻老汉和老张，也是因为我开着车在山里转，找不着《定西县志》里提到的打狼嘴了，当时只有他们在路边耕作，只能去找他们打听。 前几天罗新去西安做活动，我还跟他讨论过这个问题。因为我毕竟是个人，总有我的判断，没有办法做到绝对的公平、公正，所以就特别看重这个随机性，把偶遇看成必然，和他们长期交往下去。不过，有些地方可能去了几次都没有偶遇到合适的人。书里还有一个遗憾是，在西安那样的大城市，我要偶遇到合适的人就非常难。 全靠命硬活着的潘姨 第一财经：偶遇了那么多人，谁最让你牵挂？或者说他的人生际遇最令你感叹？ 胡成：我写了三本关于西北的书，最牵挂的是两个人，一个出现在上一本《榆林道》里，但他已经过世十年了，健在的肯定就是潘姨了。其实潘姨生活的村子在西安乾县的乾陵附近，和萧关道还有五六里距离，就算重走萧关道，也走不到那里去。但潘姨是我写这本书的主要原因，或者说我即便不写这本书，也会写她，因为她是这块土地上一个很重要的历史的组成部分。 潘姨的身份最让我唏嘘，任何人去村子里看见她，都会觉得她是一个普通的本地老太太，非常苍老。但她一开口就是一口东北话，其实潘姨在沈阳市区长大，读过中学。要不是因为支援大西北，她七级木工的父亲在1960年从沈阳军工厂调到宝鸡，然后把全家接到宝鸡，现在她在沈阳，再差也是“广场舞大妈”吧？
可是14岁到了宝鸡后，潘姨再也没回过沈阳，做知青下放到西安乾县，随后又嫁到那里生了一儿一女，因此失去返城机会，一辈子生活在农村，主要靠种地和退耕还林后每年政府发的几百块钱补贴为生。 我们也认识15年了，我一去西北就会去看她。去年到今年，潘姨摔了几次。先是在家里把右手给摔断了，到村里卫生院看看就完了。其实她的右手以前被摔过一次，但要继续干活，手最后没恢复好，切菜都靠左手。这次再摔，右手基本就等于残疾了。后来，她在田里被藤蔓绊着，又把一条腿摔骨折了。当时她卧在床上给我打电话，说自己不行了，结果又撑了下来。但没想到前段时间收麦子的时候，又摔了一跤，一边脸都是乌青的。 就是你看着她，会特别感慨。城市里的人都说人老了靠医疗、靠营养，但是对潘姨来说，就全靠命硬活着。但是在西北这么广大的土地上，该有多少像她这样默默无闻又身世坎坷的老百姓。我就觉得有时候自己能力很有限，没有办法把更多的人挖掘出来。 看潘姨的经历就知道，我们不要觉得自己有多了不起，在时代的洪流的冲撞下，其实真的就如草芥一般，什么都不是。 第一财经：这些年和很多像潘姨这样的普通人接触后，会对你或你的写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？ 胡成：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反的，就是说我本身就是这样的人，才会去关注他们，而不是说我和他们接触了，他们影响了我。可能因为小时候在家暴环境下长大，我从小就是一个能高度共情他人的人，也很能同情别人的苦难。我记得小学五年级的时候，有一次在上学路上遇到一个要饭的老汉，我除了留5块钱，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他了。但是直到下午上课前，我一直有负罪感，觉得怎么能不把那5块钱也给人家呢？打第一遍铃的时候，我又跑出去把钱给那老汉了。所以就是什么样的人才会成就什么样的行为方式。 《萧关道》里有一位张有财老人，他是潘姨之外我第二个牵挂的人。当时一听他的名字，我就非常想写他，因为这个名字很能反映时代。张有财他们当地是种云杉的，前几年我们国家基建大幅度扩张的时候，利润还挺好，他自己的几亩地也流转出去种云杉了。结果这两年随着基建萎缩，云杉没人要，家门口三米高的一棵云杉，他说两块钱就拿走。他不是开玩笑，而是两块钱一棵都没有人要。云杉只好全部砍了当柴烧，他没有别的收入了。
我写《萧关道》的时候，张有财每个月就是200多块钱的养老补贴，日子过得非常扣扣巴巴。根据他们当地政策，年满80岁的老人，能拿到每个月270元的高龄补贴，这样加起来他现在每个月就有500多元，再也不用靠儿子给了。 那次我看到张有财的时候，他恰好去乡里领高龄补贴，拿到钱高兴得合不拢嘴。我当时看了就非常感慨，同样的数值，在不同人心里的意义是迥然不同的。270元，在我老家那种地方也不够去饭店吃一顿，但老人多了那些钱就完全不一样。所以我就觉得人生的参差，真的是从方方面面体现出来。在西北，这种参差感更明显。 我写这本书，也就是想把人生的参差展示出来。当然别人看到这些参差的意义是什么，我也说不清，只希望他们未来再听到有人说起这种参差，别把它当做假话，而是对这样的人抱以悲悯之心，能做到这一点，就已经很不容易了。
《萧关道》 胡成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·理想国 2024年6月版 |
